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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做人处事,即使在病痛中,也总是想着如何利益大众。去年(一九九五年)五月,心脏手术完毕静养期间,我将疗病经过与心得记述下来,订名为“荣总开心记”,寄给“讲义堂”。八月,我带着弱躯飞至美国主持北美洲徒众讲习会,社长林献章先生亲自来电,兴奋地告诉我,这篇文章得到热烈的回响,该月份的《讲义》在短期间内被抢购一空。由于我婉辞稿费,承蒙林社长好意,以刊登两个广告与我结缘,如今,我又继续为他提供百篇的“人情味故事”,以答谢大家的爱护。弟子们经常劝我多休息,有时我不免嫌烦,所以有一次,向他们说:“人是一个,命是一条,心是一点,我就是要这样和大家结缘!”
结缘,本来只是为了利他,却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。一九九四年十二月,我首次举办“佛光缘书画义卖会”,为佛光大学筹措建校基金。当各地艺术家云集台北道场鉴赏书画时,都不约而同地咋舌惊问:“大师!这么宝贵的名家真迹,您是如何‘化’来的?”我告诉他们:“我只是在平常肯拿出一点真心和别人结缘罢了!”
一九九一年,我坐着轮椅,带着尚未痊愈的腿伤,从台北回到佛光山,特地到戈本捷居士灵前拈香,戈夫人感激涕零,叩跪答谢,并且说,她是满清皇族,除了皇帝以外,从来没有拜过别人。后来她听说佛光大学要募款,将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数捐出,使义卖会增色不少。一九九二年,住在香港,与我素昧平生的高岭梅先生卧病医院,请家人转告,希望我能为他主持皈依。当时我的行程已经排满,短期间内无法赴港,想到山海远隔,何忍让一个老者拖着病体来台,于是用电话方便皈依。事后他送了我一幅张大千先生的“观世音菩萨”画像以为致谢。直到举办义卖会时,我才知道高岭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张大千先生国画的知名之士,而那幅《观世音》和《荷花》居然为佛光大学筹得一亿六千万新台币,对于巨额的工程款项,不无小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