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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8] 陈勇、罗通秀编著：《西方史学思想导论》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2～3页。
[19] 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》，载《史学史研究》1999年第3期。
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[1]
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，随着人们对“四人帮”影射史学的批判和对教条化倾向的清算，在学术界（包括史学界）一部分同人中间逐渐产生了对唯物史观的种种疑虑。从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，这种现象的出现，是可以理解的，或者说，这是可以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加以说明的。当然，在种种疑虑当中，有合理的方面，如关于今后应如何更全面地来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、如何发展唯物史观等；也有不尽合理甚至有不同程度偏颇的方面，如认为唯物史观容易导致教条主义、唯物史观本身存在着“严重的理论缺陷”等。这两个方面的疑虑，在性质上并不相同，但在表现形式上，或在对待某些具体历史问题、史学问题的处置与解释上，又往往有相同之处。
这里，我就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，讲几点认识，和大家共同探讨。
一、治学当有宗旨，坚持唯物史观是坚持科学的历史观
古往今来，学人治学，当有宗旨。如孔子重“义”，司马迁尊《春秋》之旨，刘知幾强调为史之“义”和明确“指归”，章学诚尤其看重“史意”，等等。降至近代，梁启超首次提出，研究历史应有历史哲学，认为：“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，要之，苟无哲学之理想者，必不能为良史，有断然也。”[2]唯物史观作为一种“史意”、一种宗旨，或是一种历史哲学，人们遵循它的基本原理，进行历史研究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在这一点上，过去的和现在的唯物史观的信仰者，是完全可以胸怀坦荡地坚持自己的治学宗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