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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片中女性意识的表现仍很豪放，呼玛丽和苏宁完全从政治话语的氛围中脱离出来，她们最终完成革命式的杀父行为（神父被捕、举报不法行商的父亲）并非强加说教的引导，而是对女性私密团体的依赖，不只是两个姑娘紧紧钩住拇指发誓的震撼性表白，杨蔷云给苏宁房间布置上卓娅的手绘画，象征群体成员的亲密照进了苏宁的封闭世界，产生近乎女同性恋的爱慕；广场游行、毕业典礼、夏令营和诗朗诵的集体狂欢，来自作者亲身经验而非空洞的视觉符号堆砌，带出了改革开放后健康、积极的主色，开头青年们举着火把聚合成熊熊篝火响应旁白里燃烧的信念，如此直白的呼应手法强调了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激情，镜头内外流动着羞涩复杂的情感：呼玛丽参加长跑比赛摔了又起的信仰重建，杨蔷云在北海公园溜冰滑倒的单纯快乐，只属于那个时代的鲜活魅力. 电影并没有着力于展现矛盾和刻画角色，面对不公，它并没有空泛悲叹，而是以白描将法庭去圣化，强调了此世罪行和彼岸正义之间的界线，借主角之口说出了“法庭并非是追求正义的地方，只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”，业已触碰到了法庭哲学意义上的本质；它的视线至始至终都居于现实，以一种直白易懂的方式，细致而准确地交待了大量不乏深度的背景世相，有礼有节不失分寸地对制度和道德发出诘问. 这样一部作品充分切入社会问题、对构筑公共空间极有助益，能够激起日本大众的热议和反思完全在情理之中. 然而它并没有对它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准确回答，因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：如果罪行只是一个技术操作，那么追求正义的态度当安放于何处，而它又是否还具备作为构建共同世界的意识的意义？这不是最后的单单一句“上诉”可以回答的，因为那只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延续.
在首尔，有两段交替的对话：一个女演员被一个业余爱好者拉拢；一个老诗人接待了一个粉丝. 两位名人用食物、酒精、吉他演奏和午睡、逗猫和石头剪刀布来躲避他们客人提出的存在主义困境. 这位女演员正在考虑放弃她的事业；这位诗人正在与酒精和烟草的戒断反应作斗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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